70年逐一城：盤龍城深度探源“江河對話”
更新時間：2025/5/21 9:10:07 來源：新華社CNML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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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華社武漢5月20日電 題：70年逐一城：盤龍城深度探源“江河對話”
新華社記者喻珮
它為長江流域帶來了青銅文明，“激活”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豐富的金屬資源；它的發(fā)現改變了學術界對于“商文明不及長江”的傳統(tǒng)認知，是華夏文明形成過程中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發(fā)展等量齊觀的歷史見證……
坐落于湖北武漢黃陂的黃陂盤龍城遺址，猶如鑲嵌在長江中游的文明明珠，為中華文明演進提供了獨特見證。
憑借揭示商代資源控制體系、展現南北文明交融等關鍵價值，黃陂盤龍城遺址入選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。在五千載文明星河中，盤龍城以非都城身份匯聚多重文明密碼，為解讀中國多元一體文明格局的誕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依據。
“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中心”
2024年是盤龍城發(fā)現70周年、考古發(fā)掘50周年的時間節(jié)點，也是它獲得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的關鍵之年。這處曾實證“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”的重要遺址，以大遺址考古的新思路、新方法、新技術，走進學界和社會大眾的視野。
獰厲的饕餮、蜷曲的夔龍、怒目的獸面……這些精美的紋飾通常滿布青銅禮器之上，是商文化的獨特表征。徜徉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，一件件展出的器物似在訴說著盤龍城作為“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中心”的獨特地位。
嚴謹的城市規(guī)劃、復雜的青銅技術及資源管控系統(tǒng)，無不展現著盤龍城的文明高度，標志著長江流域在夏商時期已形成深受黃河文明影響的區(qū)域文明中心。
20世紀50年代，學術界對于商時期物質文化的認知，還僅限于殷墟文化，尤其對早商王朝的國家范圍以及文化面貌認識非常有限。這樣的局面，持續(xù)了近十年。
1954年，武漢的一場特大洪水沖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余年的故城——盤龍城。
4年后，盤龍城被確認為屬于早商時期，使得學術界認識到，同時期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圖已從黃河流域發(fā)展到了長江流域。
20世紀70年代，北京大學恢復招生伊始，就將田野考古工作投向盤龍城——這也是北京大學首次在南方地區(qū)的考古工作。1974年、1976年，俞偉超、李伯謙兩位先生帶領北大學生進行了兩次發(fā)掘工作，先后在盤龍城城址、宮殿基址和李家嘴墓葬，發(fā)現大量青銅器，并開始認識到盤龍城與鄭州地區(qū)商時期文化的一致性。
時隔20年，“大邑商”的文明印記漸漸撥開。身在長江之畔的一隅，仿佛可窺見千里之外商人浩蕩而深窈的精神世界。
長江黃河對話交融的實證
商族青年自盤龍城出發(fā)，溯江而上，進入三峽，抵達古蜀——靜靜矗立于盤龍城城垣，不禁遙想神秘的三星堆。在世人所熟知的三星堆遺址，中原文化以夸張的青銅器物得到極大的推崇和創(chuàng)新，是見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、交融匯聚的縮影。
盤龍城，是將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聯(lián)系起來、促進長江文明演進的關鍵所在。
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研究館員萬琳說，在盤龍城存續(xù)的300年間，它從一個南方據點，一躍成為長江中游規(guī)模最大的中心城市，既是商文明南下的推動，也是黃河與長江不斷“對話”、交融的實證。
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背對歐亞大陸的隆脊、向東面向大洋。地理上封閉的區(qū)位造就了文化上的獨立性，同時也激發(fā)了區(qū)域內的文化交流。除了各流域內的文化交流之外，兩條大河在相同的地勢階梯上并流，流域之間南北方向的交流都較發(fā)達，并形成了許多古今沿用的交通通道。
盤龍城所在的武漢位于今京廣鐵路這條傳統(tǒng)的南北交通線路上，連接長江上下游，自古通江達海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指出，夏商乃至西周時期長江流域聚落的分布，也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格局。盤龍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勢力，最早在文化上串聯(lián)起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，標志著雙大河文明結構的形成。
夏商周時期是古代中國王朝政體的形成和發(fā)展階段。張昌平告訴記者，三代王朝中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(qū)，側重于政治和文化引領，長江流域則側重于資源和手工業(yè)生產。三代王朝雖有政權更迭，但政治、文化基本上是接續(xù)的。這樣超過千年的延綿發(fā)展，形成了古代中國時間最長的大一統(tǒng)格局，也為其后中國文化傳統(tǒng)積蓄了強大的基因。
學界一般將古埃及、古巴比倫（兩河流域）、古印度和古代中國這四大文明古國從地理上歸結為“大河文明”，這是因為它們分別對應有尼羅河、底格里斯河和幼發(fā)拉底河、印度河、黃河和長江。世界各大河文明的成就各有特色、各有千秋，古代中國的雙大河文明在地理和空間上回旋余地很大，在文化和政治上有其獨特的豐厚層次。
不斷探尋深邃的根脈
“自十年前我開始參與到盤龍城考古中的那一刻，就感覺特別有壓力，因為我們不單是面對重要的盤龍城遺址，還需要在泰斗級前輩們的工作基礎之上，進一步推進盤龍城考古�！睆埐秸f，在盤龍城考古的點滴進展中，愈發(fā)感受到它的厚重、它的深遠。
近十年以來，在前輩們以“考古寫史”取得的巨大成績之上，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等多家單位組成的聯(lián)合考古隊，圍繞“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”，展開新一輪深度探索，“逐城”的步伐穩(wěn)健而踏實——
楊家灣遺址區(qū)，已揭露成型的石砌遺跡規(guī)模巨大、修砌規(guī)整，為長江中游夏商時期遺址中首次發(fā)現。其巨大的體量和建設所需的人力、物力凸顯了楊家灣地點在整個遺址的重要位置。
小嘴遺址區(qū)，一處完整的鑄銅作坊遺址“重生”，包含制范、澆鑄、冶煉、修整的完整“產業(yè)鏈”，是夏商時期都城之外首次發(fā)現的鑄銅作坊。
在靜靜流淌的盤龍湖湖底，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證實，商時期盤龍城的原始聚落應是連成一片的陸地，如今已沉睡湖水之下，滄海桑田。這是在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方法上的一個新認識。
70年逐一城，盤龍城迎來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，不斷講述著此地深邃的根脈。
如今，接力棒遞到了“80后”、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卓的手中。“五一”小長假首日，考古項目負責人孫卓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進行一場公益講座，為許多因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慕名而來的觀眾，細數了諸多新發(fā)現、新成果——盤龍城并非簡單的文化“接受者”，而是參與塑造早期中國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。
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2024年底，盤龍城遺址博物院聯(lián)合全國25家文博單位舉辦“商翼四極——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”，聚合“四方”商代精品文物。展廳中，盤龍城遺址楊家灣11號墓出土的銅圓鼎被放置于顯眼的位置。大圓鼎通高85厘米，口徑55厘米，重達24.34千克，是目前所見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銅圓鼎。它仿佛昭示世人：盤龍城雖遠離中原，卻是商王朝南方的疆土所至。
自1954年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沖刷呈現于世人面前以來，盤龍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所揭示的重要性日益凸顯。這座沉睡地下的商代都市，被譽為“武漢城市之根”。這個根，塑就了城市的魂，讓九省通衢的大武漢在時間維度上與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緊緊相擁。
盤龍城仍保留著太多待解之謎——它的完整規(guī)模、城市布局、文明程度，都在等待后人揭開。走進這里，可以回望夏商文明的發(fā)展歷程，聆聽中華文明演進的序章。
初夏時節(jié)，盤龍湖碧波蕩漾。這座武漢最早的城市湖泊，擁抱著盤龍城遺址，文明的脈動也跟隨著湖水奔騰千里，匯入江河，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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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華社記者喻珮
它為長江流域帶來了青銅文明，“激活”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豐富的金屬資源；它的發(fā)現改變了學術界對于“商文明不及長江”的傳統(tǒng)認知，是華夏文明形成過程中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發(fā)展等量齊觀的歷史見證……
坐落于湖北武漢黃陂的黃陂盤龍城遺址，猶如鑲嵌在長江中游的文明明珠，為中華文明演進提供了獨特見證。
憑借揭示商代資源控制體系、展現南北文明交融等關鍵價值，黃陂盤龍城遺址入選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。在五千載文明星河中，盤龍城以非都城身份匯聚多重文明密碼，為解讀中國多元一體文明格局的誕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依據。
“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中心”
2024年是盤龍城發(fā)現70周年、考古發(fā)掘50周年的時間節(jié)點，也是它獲得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的關鍵之年。這處曾實證“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”的重要遺址，以大遺址考古的新思路、新方法、新技術，走進學界和社會大眾的視野。
獰厲的饕餮、蜷曲的夔龍、怒目的獸面……這些精美的紋飾通常滿布青銅禮器之上，是商文化的獨特表征。徜徉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，一件件展出的器物似在訴說著盤龍城作為“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中心”的獨特地位。
嚴謹的城市規(guī)劃、復雜的青銅技術及資源管控系統(tǒng)，無不展現著盤龍城的文明高度，標志著長江流域在夏商時期已形成深受黃河文明影響的區(qū)域文明中心。
20世紀50年代，學術界對于商時期物質文化的認知，還僅限于殷墟文化，尤其對早商王朝的國家范圍以及文化面貌認識非常有限。這樣的局面，持續(xù)了近十年。
1954年，武漢的一場特大洪水沖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余年的故城——盤龍城。
4年后，盤龍城被確認為屬于早商時期，使得學術界認識到，同時期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圖已從黃河流域發(fā)展到了長江流域。
20世紀70年代，北京大學恢復招生伊始，就將田野考古工作投向盤龍城——這也是北京大學首次在南方地區(qū)的考古工作。1974年、1976年，俞偉超、李伯謙兩位先生帶領北大學生進行了兩次發(fā)掘工作，先后在盤龍城城址、宮殿基址和李家嘴墓葬，發(fā)現大量青銅器，并開始認識到盤龍城與鄭州地區(qū)商時期文化的一致性。
時隔20年，“大邑商”的文明印記漸漸撥開。身在長江之畔的一隅，仿佛可窺見千里之外商人浩蕩而深窈的精神世界。
長江黃河對話交融的實證
商族青年自盤龍城出發(fā)，溯江而上，進入三峽，抵達古蜀——靜靜矗立于盤龍城城垣，不禁遙想神秘的三星堆。在世人所熟知的三星堆遺址，中原文化以夸張的青銅器物得到極大的推崇和創(chuàng)新，是見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、交融匯聚的縮影。
盤龍城，是將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聯(lián)系起來、促進長江文明演進的關鍵所在。
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研究館員萬琳說，在盤龍城存續(xù)的300年間，它從一個南方據點，一躍成為長江中游規(guī)模最大的中心城市，既是商文明南下的推動，也是黃河與長江不斷“對話”、交融的實證。
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背對歐亞大陸的隆脊、向東面向大洋。地理上封閉的區(qū)位造就了文化上的獨立性，同時也激發(fā)了區(qū)域內的文化交流。除了各流域內的文化交流之外，兩條大河在相同的地勢階梯上并流，流域之間南北方向的交流都較發(fā)達，并形成了許多古今沿用的交通通道。
盤龍城所在的武漢位于今京廣鐵路這條傳統(tǒng)的南北交通線路上，連接長江上下游，自古通江達海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指出，夏商乃至西周時期長江流域聚落的分布，也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格局。盤龍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勢力，最早在文化上串聯(lián)起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，標志著雙大河文明結構的形成。
夏商周時期是古代中國王朝政體的形成和發(fā)展階段。張昌平告訴記者，三代王朝中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(qū)，側重于政治和文化引領，長江流域則側重于資源和手工業(yè)生產。三代王朝雖有政權更迭，但政治、文化基本上是接續(xù)的。這樣超過千年的延綿發(fā)展，形成了古代中國時間最長的大一統(tǒng)格局，也為其后中國文化傳統(tǒng)積蓄了強大的基因。
學界一般將古埃及、古巴比倫（兩河流域）、古印度和古代中國這四大文明古國從地理上歸結為“大河文明”，這是因為它們分別對應有尼羅河、底格里斯河和幼發(fā)拉底河、印度河、黃河和長江。世界各大河文明的成就各有特色、各有千秋，古代中國的雙大河文明在地理和空間上回旋余地很大，在文化和政治上有其獨特的豐厚層次。
不斷探尋深邃的根脈
“自十年前我開始參與到盤龍城考古中的那一刻，就感覺特別有壓力，因為我們不單是面對重要的盤龍城遺址，還需要在泰斗級前輩們的工作基礎之上，進一步推進盤龍城考古�！睆埐秸f，在盤龍城考古的點滴進展中，愈發(fā)感受到它的厚重、它的深遠。
近十年以來，在前輩們以“考古寫史”取得的巨大成績之上，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等多家單位組成的聯(lián)合考古隊，圍繞“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”，展開新一輪深度探索，“逐城”的步伐穩(wěn)健而踏實——
楊家灣遺址區(qū)，已揭露成型的石砌遺跡規(guī)模巨大、修砌規(guī)整，為長江中游夏商時期遺址中首次發(fā)現。其巨大的體量和建設所需的人力、物力凸顯了楊家灣地點在整個遺址的重要位置。
小嘴遺址區(qū)，一處完整的鑄銅作坊遺址“重生”，包含制范、澆鑄、冶煉、修整的完整“產業(yè)鏈”，是夏商時期都城之外首次發(fā)現的鑄銅作坊。
在靜靜流淌的盤龍湖湖底，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證實，商時期盤龍城的原始聚落應是連成一片的陸地，如今已沉睡湖水之下，滄海桑田。這是在環(huán)境考古研究方法上的一個新認識。
70年逐一城，盤龍城迎來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，不斷講述著此地深邃的根脈。
如今，接力棒遞到了“80后”、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卓的手中。“五一”小長假首日，考古項目負責人孫卓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進行一場公益講座，為許多因“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慕名而來的觀眾，細數了諸多新發(fā)現、新成果——盤龍城并非簡單的文化“接受者”，而是參與塑造早期中國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。
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2024年底，盤龍城遺址博物院聯(lián)合全國25家文博單位舉辦“商翼四極——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”，聚合“四方”商代精品文物。展廳中，盤龍城遺址楊家灣11號墓出土的銅圓鼎被放置于顯眼的位置。大圓鼎通高85厘米，口徑55厘米，重達24.34千克，是目前所見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銅圓鼎。它仿佛昭示世人：盤龍城雖遠離中原，卻是商王朝南方的疆土所至。
自1954年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沖刷呈現于世人面前以來，盤龍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所揭示的重要性日益凸顯。這座沉睡地下的商代都市，被譽為“武漢城市之根”。這個根，塑就了城市的魂，讓九省通衢的大武漢在時間維度上與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緊緊相擁。
盤龍城仍保留著太多待解之謎——它的完整規(guī)模、城市布局、文明程度，都在等待后人揭開。走進這里，可以回望夏商文明的發(fā)展歷程，聆聽中華文明演進的序章。
初夏時節(jié)，盤龍湖碧波蕩漾。這座武漢最早的城市湖泊，擁抱著盤龍城遺址，文明的脈動也跟隨著湖水奔騰千里，匯入江河，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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